翟云英
翟云英，苏联名字叫塔玛拉，1928年出生，华东医科大学结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翟云英丈夫是刘亚楼上将。
2019年10月17日，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上将、空军政委于忠福上将专程来到刘亚楼上将家中，看望91岁高龄的刘亚楼夫人翟云英。
人物经历
1929年，翟云英父亲翟凤歧和母亲安娜·卡兹米洛芙娜带着他们的爱情结晶——儿子翟云海、女儿翟云英从俄国回到了中国大连，投入到抗日洪流中。
翟云英一家人在1929年4月回到中国大连，当时翟云英只有一岁。
翟云英曾任大连市香炉礁小学教师。华东医科大学结业后，翟云英在空军总区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
2019年10月17日，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在吉林长春开幕，空军司令员丁来杭上将、空军政委于忠福上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公众一起，现场目睹大国重器歼-20、运-20同场展翅的战斗英姿。当天下午，丁来杭上将、于忠福上将回到北京，就到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家中，看望91岁高龄的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向她介绍了空军转型发展新成就，对老司令员为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敬意。
个人生活
翟云英父亲是苏联红军“中国团”战士翟凤歧（中国山东人），母亲是伊万诺沃市纺织厂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俄罗斯人），翟云英是混血儿。
1947年5月1日，由罗荣桓审查、林彪批准、韩光主持，时任旅（顺）大（连）地委工作人员的翟云英和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1948年，翟云英生下大胖小子刘煜滨。
寻亲悲欢
1929年4月，莫斯科还很寒冷，年轻的俄罗斯少妇安娜·卡兹米洛夫娜要随她的中国丈夫回大连探亲，临走时抚养她长大的哥哥依依不舍地说：“中国那边的情况好，你就多呆几天，情况不好就赶快回来。”安娜眼泪汪汪地点头应允了。谁知，她这一去从此踏上坎坷路。
安娜的中国丈夫名叫翟凤岐，出生于东北贫苦人家，1911年流亡到俄国，一直过着牛马不如的苦力生活。十月革命后，他义无反顾地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成为苏联红军中国团的光荣战士。后来翟凤岐因腰部负伤下了火线，被送到莫斯科近郊伊万诺沃市疗伤，病愈后到伊万诺沃纺织厂工作。他忠厚老实、勤劳能干，赢得了女工安娜的青睐。这对有情人于1925年喜结连理。一年后，中俄交融的血液孕育了第一个生命。翟凤岐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叫翟云海，安娜给他起的苏联名字叫舒拉。三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女儿也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翟云英，苏联名字叫塔玛拉。
1929年，老家亲人的一个口信辗转千里终于传递给了翟凤岐：他母亲因思念这个流亡国外生死未卜的儿子竟然哭瞎了眼睛。与母亲18年未见的翟凤岐获悉此情心急如焚，当即决定回国。
回到中国两年后，“九一八”事变突发，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东北，翟凤岐、安娜一家回苏之路受阻，所持护照的签证时间已过，他们也就留在了中国。面对日本铁蹄的肆意蹂躏，受过十月革命血与火洗礼的翟凤岐心向光明，常常向工友们宣讲革命思想。不料坏人告密，他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备受折磨，出狱几天后便去世了。丈夫惨死后，安娜勇敢地接受了残酷命运的挑战，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不到18岁的翟云英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她身上流着中俄交融的血液，出落得亭亭玉立。
来了女婿刘亚楼
1945年冬天，安娜家忽然走进一位身着苏军制服的军人，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他显得格外精神。安娜眼睛一亮，知道这就是女儿的对象、跟着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的中国军人王松。当时她并不知道王松就是即将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刘亚楼。
刘亚楼一进门就拉住安娜的双手，用纯熟的俄语喊了一声：“妈妈莎！”老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在哈尔滨与翟云英住在一起的安娜认识了几位中国人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妻子，其中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聂鹤亭的妻子奥利娅，奥利娅还认安娜做干娘。与她们闲聊时，安娜有意无意便会提及在苏联的哥哥嫂嫂，每每这时，她便恨不得变成一只燕子飞回故乡。
1949年7月底，翟云英听说丈夫受命率团赴苏，和“老大哥”谈判援建中国空军事宜，心中泛起了波澜。她太想去莫斯科了！没想到丈夫一口回绝了。安娜找个机会对女婿说：“我与亲人失散这么多年，叫云英去打听一下她舅舅的下落吧？”这是岳母第一次提出请求，但律己甚严的刘亚楼还是温和地对老人说：“这回我是去工作的，找亲戚以后另有机会。”不知怎的，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破例批准了翟云英随丈夫赴苏。
在苏期间，刘亚楼与苏方多次谈判，草签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派遣专家和顾问、帮助开办六所航校等协议书。翟云英本应去寻找舅舅一家，但刘亚楼考虑到此次出访的工作性质，和妻子再三商量，决定以国事为重，不向苏方提出寻亲要求。后来，刘亚楼又多次去莫斯科，可每次都是任务繁重，容不得他分心办私事。
“漏网的白俄后裔”
一天，刘亚楼在家中查找材料，从书柜里翻出一包证件，原来是安娜妈妈当年来华时的苏联护照和翟云英的出生证明。护照上面用俄文写着：“安娜·卡兹米洛夫娜是翟凤岐之妻，是苏联伊万诺沃纺织厂女工，1929年4月携带两个孩子随丈夫回中国省亲。这可是能够验明岳母及妻子清白身分的最有力也是惟一的物证，当年罗荣桓政委也是在审查了这份证件后才批准他和翟云英结婚的。他马上找来翟云英，认真地叮嘱：”这些材料很重要，你要好好保存。“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拿去给吴政委看看，他是空军级别最高的政工干部，让他心里有个数。“翟云英当晚便把护照拿给家住隔壁的吴法宪看。
正当翟云英和妈妈翘首以盼与远方亲人联系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彻底决裂。最令她们伤心的是，刘亚楼溘然早逝，享年仅55岁。弥留之际，他握着36岁妻子的手说：”这些年我确实很忙，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对她总有一份愧疚。我走后，你一定要设法替她老人家完成这个愿望。“
刘亚楼逝世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华夏。因为翟云英拒上叶群、吴法宪的贼船，被诬为”寡妇集团“黑干将。所谓”寡妇集团“的主帅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造反派“在已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授意下，冲击翟云英居住的19号楼。此后，对翟云英的批判逐步升级。吴法宪还造谣说：翟云英是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逃跑过来的”白俄后裔“，是隐藏在空军内部的阶级敌人。看过安娜护照的吴法宪当然知道翟云英绝不是白俄后代，他担心谎言被戳穿，竟指使亲信到翟家搜查。一帮”造反派“闯进翟家翻箱倒柜，四处乱搜，可折腾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护照。原来刘亚楼的次子煜奋早就将护照藏起来了。
批翟云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久，翟云英被押送到南苑农场喂猪、种菜。年近古稀的安娜妈妈被扣上了”白俄老太婆“的帽子，老人上街买菜常买不到。还总有孩子尾随起哄，用砖头、瓜皮、烂西红柿扔她。
失散半个世纪亲人终于团聚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略有好转后，翟云英不失时机地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帮忙查询。数月后，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飞到了翟云英手中，写信人叫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称自己有个姑姑嫁给了中国人，已经50多年没有音信。翟云英既惊又喜，如果这是事实，那对方就是她的表哥。她马上去信问：当初我母亲回中国时，曾和舅舅他们照了相，不知你家有没有这张合影？很快，照片连同回信一块儿寄来了。安娜一看，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没错，就是这张照片！天大的喜讯使安娜妈妈泪如泉涌。
1989年翟云英兄妹三家九口人终于实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之行。
1990年1月5日，儿孙满堂的”妈妈莎“以94岁高龄无疾而终。她是含着笑告别人世的。